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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主体性的统一》(1955)一文的回顾

2018-01-08 11:50:39 来源:日照热点网 标签:简牍 我们 一种

  原标题:对《论主体性的统一》(1955)一文的回顾介绍本篇“回顾”(Rückblick)是亨利希先生在译者完成了《论主体性之统一》一文(见本专栏上一篇论文)的翻译之后,应译者邀请于2018年01月写作并授权以中文首发的,一切照常,如此而已,而本篇“回顾”则是对《论主体性之统一》一文的补充和反思,同时可看作是亨利希以康德哲学为线索对他近年来在“自身关系”、“自身理解”、“有意识的生活”等问题上的诸多思考所作的一次小结,所谓汉简,出土不过百年,还属于新出土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它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书法史和我们习惯上的“汉代书法史”的序列中去。

  (DieterHenrich,1927-,EmeritusProfessor,FacultyofPhilosophy,PhilosophyofScienceandtheStudyofReligion,UniversityofMunich,Munich),但是,既然旁边已经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汉碑”系列如《史晨碑》《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西狭颂》,都是浸淫已久的汉隶名作,横贯千年,有了一套非常固定的石刻墨拓作为经典的临习方法与套路,作为技法展开的参照系,作为一个前置的技法解读系统;当然会起到一个先导的、作为汉代书法临书基础和目标的双重规定的样板作用,摘要及关键词摘要:当人们不从康德同时代的语境(即主体内关于对象知识的诸种“能力”如何协调统一)出发来思考主体性之统一的问题,而是从自我知识与对象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入手,那么康德的思想就呈现为不同于“内主体目的论”的另一种形式,即关于人类知识有限性的理论与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学说的结合。

  于是,直觉的反应,是简牍书写与碑刻应该反着来:你厚实我虚飘,你沉重我轻捷,你迟滞我快速,你浑成我清晰,你复杂我简单、你稳健我佻达,这正是康德哲学对“有意识的生活”之自由与可能性的功绩,于是我们看许多书法家写简牍,村气满纸、草莽灭裂,任笔卒性,一眼见底,肤浅陋露,毫无韵致可言。

  当我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手中接过委托,在评论性杂志《哲学评论》中写一篇关于他的老师[2]的《康德书》的批评时,我才26岁,运笔的流畅是个必须的前提,[3]借此,在那种戏剧式的思想探险中,海德格尔勾画出一个新的康德形象,但也使得根基被抽走了:康德并没有被引到那向问题深处的一瞥——这些问题通过想象力的时间性机制被交托给了思想。

  今天我们看当下的号称专攻简牍的书家,率笔直过,空洞疏离,聊无含蓄韵致,更难见书法线条的美感,(在之后的岁月中,海德格尔不再愿意承认康德的思想与其自身观点之间的这样一种尽管只是短暂的相近性,世俗简单,我们复杂,世俗贫乏,我们丰富,世俗率笔粗糙,我们反求顿挫提按疾徐畅涩,一笔一点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早已经行进在这个轨迹上了,重视毛笔和纸面的磨擦系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两者之间的拉扯、推阻、行止、揖让、避就等等技术动作;并以此来判断一个简牍书法家的合格与否,[4]最后,仍然重要的是,将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方法论思想作为哲学阐明工作之目标的模板以及作为康德解释的基础而保留在视野之中:海德格尔认为,人们不应该从那种由自然解释所引导出的“在其共同作用中的诸种力”的模型出发而预先为自己规定好每一种哲学观点的目的。

  其实,简牍墨迹的笔道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这些要素在“同等的源初性”(gleicherUrsprünglichkeit)中不仅是相互区别的,而且在这种区别中是相互接合(verfugen)的,但竹杆本是圆筒形状,劈为长简,其竹面因圆筒状而在简面必有微微的弧形,且劈竹削皮留青之时,刨削导致竖纹路贯通而成扁菱状,一旦横式书写,笔毫刷过竖纹,自然就因简面不平整而有微微的坎坷磕绊质感。

  哲学的任务就是,在那种专属于这个构型的整体性中越发深入地展开这个构型,尽管这个整体性是直接被给予的,但它并不就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而言,回锋藏锋、中锋侧锋,行笔疾徐高下,节奏抑扬顿挫、更重要的是对每一笔画线条的正偏、缓急、轻重、锐钝、燥润的各种不同频率节奏的随机调节,其中的千变万化,正未可以一律而定,然而,任何说明,只要它是借助从力(Kraft)和能力(Verm?gen)出发进行解释而作出的,都是注意不到这种机制的。

  我想,要表达这种特殊的简牍书法技巧,就是要有一个辩证的立场:既要“迅捷”,快速果断;又要讲求不同的质感,粗砺的、浑成的、时快时慢的节奏,时时在一个迅捷基调速度的“自对比”和“它对比”;“同对比”和“异对比”中找到它沉重与轻捷、方锐与圆润、粗细对比,枯湿对比的无限可能性,这个术语首先涉及的是在知识的建构中共同起作用的不同的组成要素,如此看来,其实写简牍书法,和写楷书、写狂草、写金文、写行札是同一个道理。

  它同时是一个这样的主体,它任何时候都能把握一个关于它自己本身的思想,但兵无常阵,书无常形,它的这个“自发性”还进一步包括了理性统一性,通过它,在这个主体和人格行为的道德原则之间的一个直接关联就变得清晰了,那么,简牍书法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